文章摘要：

立足中国学科实践，以学科的组织化发展为核心，联动知识管理和制度完善的学科建设组织论得以生成。当前，科学发展逐渐转向以交叉学科为标识的大科学时代，学科建设组织论既遭遇概念张力诱发“过度组织化”和“过度知识化”的实践困境，又面临交叉学科建设的概念悖论、组织悖论和人才培养悖论。学科建设关系论依托学者与学者、学者与问题、问题与问题之间诸种关系稳定联结的概念重塑，在概念认识、设立范式和发展逻辑上实现对组织论的扬弃。关系论视野中的学科建设以问题为导向，强化研究的需求关联；以方法为工具，畅通学者的交流渠道；以学科链条为载体，实现学科集群和学科生态的有机融合。

目录

一、问题的提出

二、学科建设组织论的实践生成

（一）制度构建：学科建设组织论的内在支撑

（二）知识管理：学科建设组织论的衡量尺度

（三）组织化发展：学科建设组织论的理论要点

三、学科建设组织论的时代困局

（一）组织论的概念张力诱发“过度组织化”和“过度知识化”的实践困境

（二）组织论的内在逻辑遭遇交叉学科建设的概念悖论、组织悖论和人才培养悖论

四、从组织到关系：学科建设的理论转向

（一）从组织到关系：学科概念的认知重构

（二）从分化到涌现：学科设立的范式转换

（三）从问题的隐匿到澄明：学科发展的逻辑转向

五、关系论视野中的学科建设路径

（一）以问题为导向，强化科学研究和社会需求的内在关联

（二）以方法为工具，畅通学者间交流与协作的关键渠道

（三）以学科链条为载体，实现学科集群和学科生态的有机融合

六、结语

一、问题的提出

2023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大力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1］，这表明学科建设既是支撑和服务教育强国的战略举措，也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主流政策话语［2］。学科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建制，是人类的一种智力分工，也是一种组织建构的概念［3］，是承担大学知识传播、知识生产和知识应用三大职能的基本单位。学科建设的概念生成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学科发展实践的凝练结果，也是我国以重点学科建设、学科设置与管理、一流学科建设为制度载体所构建起的组织化实践，归根到底是特定时空的实践产物。

进入大科学时代，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兴起，促使学科建设的范式逐渐发生根本性的转换，即从封闭割裂、单一分散转向深度交叉、高度融合与集群会聚。然而，我国的学科建设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学科建设的实践变革需求，致使学科概念认知和理论生成与学科前沿知识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具体来说，我国的学科建设一方面面临分化范式下学科过度组织化导致的学科壁垒和学科鄙视链，学科过度知识化产生的公共责任缺失等难题；另一方面遭遇交叉范式中的跨学科悖论、交叉学科的组织悖论、交叉学科建设的制度困境和人才培养的规训悖论等阻碍。从根本上讲，学科建设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既削弱了大学和学科的生命力，难以与现代化的知识生产要求相匹配［4］，又加深了学科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中的过度组织化倾向。因此，我们通过观照学科发展的历史实践，重构学科建设的组织论，解构组织论遭遇的时代困局，面向科学发展的未来趋势，建构学科建设的关系论，致力于弥合固有理论与学科实践的失调，并为我国学科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二、学科建设组织论的实践生成

从我国的学科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学科发展实践来看，学科最初意指强制规训和道德教化，“学科建设”在实践中构建起一整套组织化和制度化的知识生产与知识管理体系。基于我国学科实践，研究者建构了以学科组织化（建制）建设为核心要点、联动学科知识管理和学科制度完善为重要内容的学科建设组织论，可以说，我国知识生产与知识管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支撑着学科建设的组织论生成。

01制度构建：学科建设组织论的内在支撑

作为学科建设的重要维度，学科制度的建构起源于科学家彼此联系与交往的稳定化和机构化，可追溯至17世纪英国皇家科学院的建立；萌发于政府介入知识生产的社会实践，例如，我国重点学科制度的建立和演进；形成于学科建设实践的制度化和理论化。2001年，方文以学科发展史是学科理智（知识）史和学科制度史的双重动态史的立论［5］，构造的学科制度视角成为学科建设制度建构的重要理论视角。他指出，知识不能自动生产，制度也无法自动完善，因此，知识行动者被凸显出来，使之在知识生产和创新基础的学科制度建构中处于中心地位［6］。由此，知识行动者和学科制度便成为学科建设的重要范畴。

知识行动者指向以教授为中心的职业研究者，此时，学科制度的建构主要是形成规范的学科组织行为准则体系，既形成把具有相同学科知识背景的科学家联系在一起的组织形式，又涵盖知识体系、交流机制、培养计划和身份认同等一系列内容。就身份认同而言，学者在学科共同体的制度化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即以其特有的使命感和批判意识，推动学科知识的发展，形成学科独特的道德自律准则。此外，政府、企业等组织机构也是知识行动者的重要构成，他们对知识生产的介入构成学科制度建构中的评价与资助体系。

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便以“根据同行评议，择优扶植的原则，有计划地建设一批重点学科”确立我国的重点学科建设制度，后来演化为一流学科建设制度。聚焦制度的内涵和学科制度建构的实际内容，制度建构的组织化意味便初露端倪，回应了学科制度建构中知识行动者的中心地位。在前者，制度在英文语境中本身兼有无形之“制度”和有形之“组织”的意义［7］；在后者，依据学科组织行为准则体系所构建的基本单位和评价资助的遴选对象则是由学科构成的院系组织。

02知识管理：学科建设组织论的衡量尺度

“科学是内在的整体，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8］因此，人类认知的局限性与人类生命历程的有限性使得知识分化中的学科分类得以成立，但持续发生的知识分化离不开社会的合法性基础，即学科分化与知识管理的双向联动。从知识的分化与管理来看，中国古代有一套独特的学术分科体系，其最突出之现象，就是中国学术的分科主要是以研究主体（人）和地域为标准，而不是以研究客体（对象）为主要标准［9］。及至近代，西学东渐，我国的学术分科显示出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学术向以学为中心的学术过渡，形成民国时期的七科之学［10］，成为我国现代学科体系建立的开端。

1949年以后，我国开始全面学习苏联教育的专业模式。在知识管理方面，1963年，国家统一制定和发布《高等学校通用专业目录》和《高等学校绝密和机密专业目录》，成为我国本科专业与研究生专业/学科分别发展的肇始［11］。1981年，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二条规定学位按十个学科门类授予，形成我国现行学科、专业目录的基本框架。学科专业目录不仅对我国的学科体系具有规制性影响，更重要的是作为层级管理的手段［12］，逐步建立由中央层面的学科动态调整机制、省级政府的统筹机制和高校层面的学科交叉融合机制构成的层级性和组织化的网络。

值得注意的是，学科专业目录是一种知识分类标准，也是一种层级管理的手段，更是国家权力有效介入学科建设所进行资源分配的组织设计。学科专业目录的组织性表现在对学科进行门类式的组织管理，将学科知识的生长圈定在一定的领域范围下，学科知识以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为层级形成一种科层制和链条式的组织架构。它还将专业的设置、划分与高校的招生、学位授予、学科资源投入等进行组织关联，通过宏观调控进行学科建设的结构布局和优化调整。因此，以知识分化逻辑而构建的知识管理安排包含着学科建设组织化的体系设计。

03组织化发展：学科建设组织论的理论要点

从我国学科实践来看，国家层面的重点学科建设和一流学科建设与院校层面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基本单位都是组织化的学位点和教研院所。可见，学科建设的学科制度和知识管理渗透着学科的组织化逻辑。尽管学科组织化确有制度构建和知识管理的实践表征，但是从学科组织化到学科建设的组织论仍然需要规范和体系化的理论建构，完成此项工作的是以宣勇为代表的研究者。2002年，他借鉴系统论的观点，用知识形态和组织形态界定学科概念，分析学科组织的构成要素、内部结构和功能［13］。2006年，他将组织生命周期理论应用于大学学科组织，提出学科组织生成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蜕变期的四阶段模型，并指出相应的发展策略［14］。2009年，他明确提出把学科组织化作为大学学科建设的新视野，认为大学学科建设的实质是以学科的组织化提升学科的知识生产能力［15］，并构建学科建设的使命分析，体制、结构与运行设计以及系统评价等具体路径［16］。

从学科概念的界定到学科建设的要义，再到学科建设的具体路径，宣勇完成了学科建设组织论的理论构建。在组织论层面，学科建设是以学科概念的组织界定为基础，即学科在形态上可分为形而上的知识形态和形而下的组织形态，以学科组织的生长为核心内容和具体路径的学科发展理论。学科建设的组织论以组织使命和体制设计为逻辑起点，涵盖学科制度构成所形成的共同体规范，联动知识管理的规训要求，更以学科组织的结构、运行和评价明确学科建设中政府、高校和学科等各层组织的具体角色和行动内容。应当承认：立足学科实践，综合学科概念及体系中的知识性、组织性、制度性而建构的学科建设组织论是改革开放以来少有的、有价值的学科建设理论，也指导着我国高校的学科建设。

三、学科建设组织论的时代困局

实践孕育生成的学科建设组织论深度嵌套于我国学科建设的实践之中，成为国家、省域和高校等各层面开展重点学科建设、一流学科建设以及通过学科评估带动学科建设的重要理论，有力促进了学科的发展。然而，学科组织一经存在，便会通过自我划定边界而衍生为一个权力与利益实体，以获得更好的生存与发展条件［17］。学科建设的组织化逻辑会逐渐扩大学科的知识形态与组织形态之间的张力，加剧学科建设中的过度组织化和过度知识化的现象。此外，面临从“分化”小科学向“交叉”大科学的时代转向［18］，学科建设组织论在适应大科学时代的变革需求中遭遇学科交叉与聚合等方面的合作阻碍，衍生交叉学科建设的重重悖论，构成学科建设组织论的时代困局。

01组织论的概念张力诱发“过度组织化”和“过度知识化”的实践困境

在组织论视野中，学科是知识形态和组织形态的有机结合，学科建设自然延伸出以知识生产或组织发展为重心的两种建设思路。理论上讲，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彼此调适的，即以学科的组织建设促进学科知识生产的有效提升，反之以学科知识生产的有效提升，争取学科组织建设的社会资源。然而，一门学科一旦创立，其发展就具有某种不可控性，不完全以人的意志或理性为转移［19］。学科建设一旦过度强调组织形态，以组织建制作为学科存在的基础条件，以组织生长作为学科发展的战略保障，往往会出现“过度组织化”现象，同理，也会出现“过度知识化”的现象。

从“过度组织化”现象来看，学科建设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困境：一是学科建设的目的发生游移，工具理性色彩突出。学科队伍建设和条件保障等成为学科建设的目的所在，而不是学科建设的手段与方式。二是全方位采用指标体系衡量学科知识管理。过度采用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学团队等组织要素作为学科评估的基础指标，误用学科评估的“指挥棒”效应，遗漏学科建设最重要、最关键和最有价值的要素，例如，学科结构的优化、学科方向的凝练、学科组织模式的创新以及学科文化的提升［20］。三是学科组织间的学科壁垒和鄙视链条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日益凸显。学科建设的过度组织化强化了学科间的壁垒，默认了学科间的恶性竞争，衍生了学科间的鄙视链。其中，学科建设中人员引进的排外性、学术资源配置中的独占性则是学科壁垒形成的关键因素。此外，资源配置以学科等级为依据，资源使用以学科归属为藩篱、知识生产中学科封闭引发的学术交流与合作障碍等也以直接或间接方式筑起了学科屏障［21］。显然，学科的过度组织化对于高校学科的长期发展尤其是提升高校学科的知识发展能力与知识贡献度会起到负面作用［22］。

就“过度知识化”现象而言，学科建设，尤其是人文社科的学科建设表现为脱离学科指向的社会实践，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学科的知识生产。这种知识生产的方式是一种纯粹理性的知识认知，虽然对知识进行理论抽象，却忽视知识生产的社会实践基础。纵然研究问题是真实的，研究者也充满热忱，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学科建设中知识生产者理应肩负起的公共责任。学科建设不仅是推动知识的创生，更关键的是观照知识创新和生产的社会实践基础，以及社会实践基础所蕴含的公共责任等具体要求。例如，在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中，潘懋元先生曾指出，如果我们老是只围绕一个方面，即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问题讨论下去，故步自封，而不去接触火热的高等教育实践，就会由于钻牛角尖走到死胡同［23］。需要注意的是，揭示学科建设中的“过度知识化”现象并非反对和放弃学科的理论研究，而是倡导学科理论联系学科实践，即鼓励研究者将“私己的问题”转变为“联他的问题”，与学科实践中一切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联系起来［24］。

02组织论的内在逻辑遭遇交叉学科建设的概念悖论、组织悖论和人才培养悖论

对学科建设组织论来说，“过度组织化”和“过度知识化”的现象可通过调适学科建设的路径来有效缓解。然而，科技前沿的问题涌现和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对学科建设的组织论取向的冲击却是无法回避的。进入大科学时代，学科交叉点成为科学新的生长点和新的科学前沿，这里最有可能产生重大的科学突破，使科学发生革命性的变化［25］。面对未来科学发展的知识生产需求，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空天科技、现代能源等未来科技的创新突破同样离不开学科交叉和会聚形成的知识生产模式跃迁。组织论视野中的学科建设在交叉学科时代的转型变革中也面临着概念悖论、组织悖论和人才培养悖论等诸多挑战。

交叉学科的组织化建设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概念悖论。在知识管理的视野中，学科具有确定的研究对象，有相对独立的、自成体系的理论、知识基础和研究方法。当两个及以上的学科通过学科交叉、跨学科合作乃至多学科协同进行交叉科学研究时，掌握各自专业知识的专家在解决面临的研究难题时，便会遭遇独立与自主学科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即专家之间的对话交流存在深层鸿沟，是不充分的，形成“交叉学科悖论”［26］，其根源是学科与交叉学科之间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的关系［27］。

“交叉学科悖论”本质上是组织论在学科概念认知层面的反映，而悖论则在组织管理方面尤为突出。在我国的学科管理体系中，学科目录承认赋予的组织建制是交叉学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因此，交叉学科建设以跻身学科目录为起点，获得一种组织化建制的合法性基础。严格意义上，交叉学科不是以一级学科的身份来形成一种新的学科建制，而是生成一种问题研究的关系性网络，是一种研究范式的转换与更新。但是，交叉学科一旦获得正式组织建制，独立与自主的学科体系就要求导向交叉学科的过度组织化，阻碍交叉学科的理性发展。也就是说，以学科对立面而出现的交叉学科不得不依附于其反对的学科体系。此外，聚焦交叉学科的形成过程，交叉学科是以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导向，通过非正式和自组织的形式自下而上形成的，但交叉学科的发展却必须通过规范的、有意识而有目的的自上而下的管理，两者的矛盾便构成学科建设组织论在学科交叉时代的“组织建制悖论”［28］。

从词源学来看，学科指在早期教与学的过程中，教士或教师对学生施加的一种强制性的规训与教化。在我国学科组织化建设的过程中，学科规训具象化为学科人才培养，即训练学科从业人员具备共同而专属的概念、方法和话语体系。但在交叉学科的建设过程中，交叉学科同样需要人才培养为交叉学科的深度融合发展奠定人才资源基础。这意味着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既要留足知识体系融合的自由空间以保持生机，又要完成分门别类的制度建设任务以维持生存。由此，产生“去规训”与“再规训”的人才培养悖论［29］。

从学科概念到组织建制，再到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组织论在交叉学科时代所遭遇的困境是系统性、整体性和全局性的。面对危机，学科建设的组织论者倡导建立贯通“营地”（学科）与“阵地”（问题）的矩阵结构［30］，或是推动学科组织的“松散耦合”和“脱耦自治”［31］。但前者无法有效解决交叉学科建设中的组织悖论，后者亦难以消除学科自身所蕴含的过度组织化倾向。因此，对学科概念的认知重塑及其对学科建设的理论重构是新时代学科建设逐渐适应大科学时代的重要前提。

四、从组织到关系：学科建设的理论转向

社会科学理论从来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进行自我扬弃。当已有理论在具体实践中遭遇困境时，则意味着实践呼唤新的理论解释。学科建设从组织论到关系论的理论转向是顺应大科学时代发展的现实选择，也是在关系维度和新的学科创新实践中重构学科的概念内涵，推动学科设置与发展的范式更新，还是面向未来形成我国大学学科建设新思路的关键所在。

01从组织到关系：学科概念的认知重构

近百年来，为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困境，西方学术出现从实体论到关系论的理论转向，与实体论认为世界是由各种独立存在的实体和要素构成不同，关系论则认为世界是动态的关系网，秉持交互的、多样的、不断展开的关系过程才是基本的分析单位［32］，刻画和分析这一关系过程需要社会科学发挥关键作用。如果把关系理解为社会各种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那么描述这些相互作用的形式则是社会科学的任务［33］。而关系的形成，关系社会学所关心与观察的是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制度化或非制度化的诸种关系［34］。当我们以关系社会学的视野重新审视经典的学科认知，并链接大科学时代的知识生产范式时，学科概念的关系维度便呼之欲出。

回溯历史，不难发现学科概念的演化具有鲜明的历史阶段性特征。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形成于19世纪，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学科概念内在勾连起知识分类和教学科目的双重关系。20世纪以来，学科概念形成规训、制度化和知识的社会建制等关系性特征，将知识与权力、社会、政治、阶层等进行衔接，深刻揭示以学科为基石的知识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关系。20世纪90年代，因社会系统论和知识社会学的影响，学科被认为是一种联结化学家与化学家、心理学家与心理学家、历史学家与历史学家的专门化组织方式［35］，是特定于具体历史时空的形式产物［36］。显然，此时的学科概念既包含实体化的组织内涵，又富有形式化的关系意蕴。21世纪初，库恩“科学共同体”和比彻“学术部落”的概念译入国内，耦合我国知识管理与学科建设实践，以知识为核心、以组织为实体的社会建制成为我国学人对学科概念的认知共识，学科的关系意蕴遭遇扬弃。

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总是始于问题和终结于问题——甚至是不断增加深度的问题，以及不断产生那些能够启示出新问题的问题［37］，大科学时代，众多复杂科学问题往往具有多学科综合性特征［38］，这意味着科学创新要在知识网络上建立协作关系与连接点［39］。同时，科学是一个不断综合化的有机体，存在着从物理学到化学、生物学和人类学再到社会科学的关系链条。为此，立足于大科学的时空情境，重启和发展学科内涵中的关系意蕴便迫在眉睫。在重启的意义上，学科是学者与学者、学者与问题、问题与问题之间诸种关系的联结形式；在发展的意义上，学者与问题之间联系的学科内涵要逐步扩展为学者与问题之间的诸种稳定关系。在诸种关系中，学者与问题之间的稳定关系是学科存在的本质，问题与问题的交互而形成的科学问题及其解决之道是学科发展的基础，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聚合则是学科发展的关键。

02从分化到涌现：学科设立的范式转换

以学者与问题的稳定联系为学科认知是学科建设关系论的核心所在。它将学科的设立视为研究人员与科学问题相互作用的涌现产物，而不是知识层级与次第分化的建制化结果。学科设立从分化到涌现的范式转换，是学科建设的现实选择，也是科学问题和科技创新复杂化的交叉与综合要求，还是知识组织网络化带来的组织创新。诚如伊藤穰一所说，“未来在知识上会是一个‘涌现优于权威’的时代，问题的涌现超越了技术，国际遗传工程机器大赛之类的机制对于学术领域而言并非无足轻重，而是成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40］。学科的分化是研究对象的细化、研究领域的专门化和研究内容的高深化，一方面呈现纵向分化，即随着原有学科对象研究层次的深入，形成新的层次上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是横向分化，即随着原有学科领域各个部分、各个方面研究的发展，逐渐单独形成新的分支学科。学科分化所设立的学科没有从根本上跳脱出学科母体的范畴，与学科知识的层级管理具有极强的亲缘性，诚如前言，此种模式容易生成学科壁垒，也难以回应大科学时代的学科交叉和聚合要求。

涌现指系统由于内部组成与分布的微观相互作用而出现新的宏观功能和结构，具备“无中生有”的性质，能够促进系统的更新与发展［41］。在涌现生成的过程中，由涌现所生成的主体在没有外部干预或不以某种中央枢纽的内部控制的情形下，其内部结构自身会发生进化，即通过自组织过程而涌现出分布形式的内部结构。因而，涌现中的学科建立是学者与学者组织，基于兴趣、好奇或利益，围绕复杂的科学与社会问题，通过传统性或互联网的社会关系网络，自愿性构建问题研究的组织结构，并逐步形成学者与问题稳定联结的社会过程。与分化模式对比，涌现模式同样脱胎于传统的学科知识体系，所不同的是，学科分化而形成的新学科具有清晰的脉络，属于高层级的知识体系再分化而形成的新知识体系，两者具有隶属关系，而学科涌现所形成的新学科则是难以预测的，是不同层级、不同分类知识围绕复杂问题而形成的新知识体系。

03从问题的隐匿到澄明：学科发展的逻辑转向

长期以来，学科建设在组织论的影响下，学科发展较为注重外延式的发展逻辑，即通过不断增加学科点和学位点的数量，尽可能覆盖更多的学科门类和一级学科学位点，以此让学科获得组织化、制度化的资源支持、政策保障和竞争优势。归根结底，这是一种隐匿问题的学科发展逻辑。具体而言，学科的问题隐匿不是指学科不关注具体的研究问题，即学科内部的知识性问题，而是强调学科较少回应社会发展的需求问题，即学科外部的社会性问题。换言之，组织论的学科建设缺乏对社会性问题的主动性、建设性回应，而是聚焦学科内部自身的知识生产，虽然会推动科学知识的更新，但对社会发展需求敏感度的降低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学科建设从外延式发展转变为内涵式发展。

从学科建设关系论来看，学者与问题之间所形成的稳定联结是学科的知识性问题和社会性问题得以澄明的关键所在。当自然与社会科学问题的内容指向和提出方式发生转变时，学科从业者不得不转向新的科学问题，以求稳固与科学问题的联系，以学科转型实现学科的存续和发展。诚如论者所言，比学科更重要的是解决问题，而学科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一些学科进化了发展了，或许又产生了新的学科［42］。具体来说，关系论中的学科建设将以“双一流”建设为契机，重点回应学科外部社会性问题的需求，且不忽视学科内部知识性问题的探索，使其走向内涵式发展道路。

关系论视野中的学科发展并不是学者团队“闭门造车”的学科成果累积，而是一个三体联动的过程，即“学者—问题—方法”的交互作用过程，是学者围绕复杂动态的知识性问题，选择适切而规范的研究方法解决科学问题的具体过程，也是学者积极主动回应社会外界需求变化，搭建起知识探索与社会服务桥梁的过程。学科建设关系论转向的发展逻辑是“学随题动，以人统学”，就是学问跟着问题走，问题由学者统合解决。实际上，随着科学方法的规范化和信息流通的网络化，古代学术研究和近代科学发展中学者难以统合的障碍逐步扫除，学者交流与协作和学科交叉与会聚的时代彻底来临，而学科交叉与会聚的具体发展路径便在学科概念的关系维度中。

五、关系论视野中的学科建设路径

从学科建设的关系论来看，学科本质上是学者与学者、学者与问题、问题与问题之间诸种关系的稳定联结，其核心是学者与问题之间建立的诸种稳定关系。所以，以关系论为指导的学科建设实践路径自然需要从学科的诸种重要关系着手，其路径包含立足学科实践根基，以科学问题为导向，联结科学研究和社会需要；关注学科中的学者联系，以规范方法为工具，推进学者间的交流与协作；重视学科间的相互关系，以学科链条为载体，实现学科集群和学科生态的有机融合。

01以问题为导向，强化科学研究和社会需求的内在关联

解决问题是科学研究的本质，科学问题是伴随科学进步和时代发展而不断转换的，所谓“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长青”便是此意，即学科建设必须围绕实践发展。学科本质上是形成一种稳定的以“问题”为核心的关系网络，其中，问题既包括科学探究的知识性问题，又包括适应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性问题，两者共同构成关系网络的两翼。一边指向公共性，学科知识的生产虽见诸个体，但应用于公众，且具有增值的特性；一边指向服务性，通过关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需求问题，围绕这些具体问题开展科学探索。关系论中的学科建设必须要发现科学研究和社会需求的内在关联性，并以此为起点推动学科建设的转变。

其一，聚焦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通过学科建设把宏观层面的重大时代问题转化为中观和微观层面的重大学科议题，推动学科发展的转向，完成学科的二次转型，即学科发展的目光由内部投向外部，由提供资源转变为满足需求。以高等教育学为例，其学科建设要回应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需求，关注国家的教育强国建设和全球发展战略，围绕高质量发展，聚焦普及化、数字化、少子化和一流建设等时代议题，推进高等教育转型。其二，围绕科技前沿、新兴产业和战略方向，设置交叉项目，开拓学科方向，孵化新兴学科。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智能制造、纳米材料、航天技术、能源改造、国家安全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产业不断涌现，立足已有研究和相关方法训练，围绕具体产业技术集聚研究团队，建立学者与问题的稳定联结，推进学科体系更新。其三，以社会联结为中心，推进学科建设。无论是围绕前沿的学科生成，还是聚焦战略的学科转型，学科建设必须围绕学者与问题之间的社会联结展开。具体的社会联结要么是彼此交叉的研究领域，要么是统一而规范的方法训练，还可能是一定的社会关系。

02以方法为工具，畅通学者间交流与协作的关键渠道

在中世纪，西方世界是由一种共同的语言和一种共同的宗教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文化胶合剂对今日的西方世界已不再起联系作用，但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却发挥了新的文化胶合剂作用［43］。在科学研究中，存在着一些非普遍和非历史的研究方法和通行标准，链接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成为研究主题之外学者进行沟通和协作的桥梁。由此，以规范方法为工具，推进学者间的交流与协作是关系论视野中学科建设的重要路径。

长期以来，通过一种健全和可信赖的有效技术，实验法有着自然科学知识验证的功能，其与实验室共同成为科学家交流和研究的工具与场所。显然，对关系论中的学科建设而言，规范方法和活动场所呈现的通行标准是学者与学者、学科与学科之间的重要联结点，也有助于推动自然科学深度交叉和发展。近年来，量的数据和质的田野愈来愈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更多表现出规范方法在学科交叉领域的联通性。以规范方法为沟通桥梁和研究工具的学科建设路径是对主题交叉学科建设的路径补充，更是适应科学交叉时代的发展趋势。

以方法为工具，畅通学者交流渠道，一方面要在组织结构上提供制度支持。学科组织可以建立相邻学科背景乃至不同学科背景的学术会议研讨机制，就某一社会重大需求问题进行学科交叉、跨学科的沟通交流，以发掘不同学科领域视角下进行学科交叉合作的理论成长点，以及实现研究方法多元化的实践可能。另一方面，建立健全完善学者交流合作的评价考核机制。从长远利益来看，学者开展积极合作交流是增强学科活力、确保学科知识生产高质量、推动学科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所以，在学科建设评价标准的设计中要重点强调学者间合作交流的特殊作用与价值，通过设置激励要求和评价指标等举措，进一步提高和激发学者开展合作研究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03以学科链条为载体，实现学科集群和学科生态的有机融合

不论是组织论，抑或是关系论，高校学科生态系统至少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大学是由若干学科共同构建起来的松散连接的组织，大学内部的各个学科需要和谐共生、良性互动，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出发，共同探究知识、培育人才；二是不同类型的高校间是否能够和谐共处、良性竞争，依托其各有所长的学科基底，共同构筑丰富而多样的国家高等教育生态系统［44］。在关系论中，学科是一种松散耦合的体系，体系内外的各种关系相互影响，因相同主题或规范方法而在学者与问题之间、学者与学者之间、问题与问题之间建立起稳定的联结，虽然具有一定组织化和结构化的特征，但较之于组织论，其更多是一种服务性质的，而不是管理性质的。因而，学科体系不是以重点学科建设为前提所形成的资源导向型的学科链条，而是以问题为着眼点所形成的隐性的、偶发的学科关系链，体现学科体系的开放特征和无限可能。从组织论到关系论，既昭示着学科体系的时代更新，也吹响了学科群落逐渐超越重点学科建设走向学科集群的时代重奏。

在大科学时代，学科建设首要融入学科各要素关系而构造的学科生态，既要关注经典命题和具有长期性的社会活动，加固学科从业者与传统学科问题的密切联系，促进学科建设行稳致远，又要把握时代脉搏和国家战略，以主题关系、通用方法和社会关系等，把国家战略需要和时代发展命题转化为学科重大议题，推进学科的转型升级。其次，学科建设应当围绕学者与问题的稳定联结，加强解释问题与解决问题之间的联系，构建学科新的学科链条，汇聚相关学科，打造学科群落。学科建设需要明确学科在学科体系中的生态区位，聚焦战略需要和时代问题，联动关联学科，推进学科交叉，解决研究问题，促进学科的发展或转型。最后，学科建设要注重高校内部学科生态体系的建设，通过重视基础学科建设，采用差异化的方式，推动高校优势学科与基础学科形成良性互动的学科集群，以此实现更高质量和水平的高校内部学科生态体系建设。值得强调的是，学科生态中的学科关系是协作关系，带来的是高校内部学科生态体系的优化。

六、结语

从组织论到关系论的学科建设理论转向源于组织论学科建设的实践困境和时代困局，建立在立足大科学时代而更新的学科概念：学科是学者与问题之间诸种关系的稳定联结形式，指向学科设立从分化到涌现的模式转换，学科发展从问题的隐匿到澄明的逻辑转向。关系论中的学科建设路径是围绕学科体系内的诸种关系展开的，其价值在于从理论上论证学科建设与问题解决的根本关系，消解学科与交叉学科的实践悖论，调适学科中心与问题中心的建设张力，指出大科学时代学科建设的内在逻辑。

需要指出的是：关系论视野中的学科建设并非对学科建设组织论的全面扬弃，而是致力于降低学科概念和建设中的“组织”优先度，重塑学科建设中诸要素关系的首要地位，建立以学者与问题之间的关系为根本，以学者之间的联动为基础，以问题之间的联系为关键的理论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学科建设关系论是对学科建设理论的补充和完善，尤其是对于学科建设组织论难以处理的新兴学科生成和传统学科转型问题。必须承认的是学科建设关系论的提出是一种理论思辨的结果，尽管关系论立足于组织论的实践困局和大科学的时代趋势，但是关系论并未接受学科建设的实践检验，些许疏漏难以避免，实践的检验与理论的修正也是学科建设关系论研究的下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