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2022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2万美元，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时期。相比其他阶段的教育，高等教育对于一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更重要的作用^[1]，因此，这一时期要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在教育强国中的龙头作用，提升国家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

从数量来看，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2022年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655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9.6%，已超过OECD国家平均水平，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国家行列；但从结构来看，我国在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张时期形成的典型大众化高等教育类型结构与普及化阶段并不匹配。本研究团队的既往研究表明，我国当前高等教育类型结构呈陡峭的金字塔型：一是底部沉重，高职院校无论机构数量还是招生规模占比都超过50%；二是顶部陡峭，以“双一流”大学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机构数量和招生规模占比都很少，机构数量占比不到5.0%，招生规模占比不到6.5%。对教育系统内部来说，这种金字塔型非均衡结构导致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过于稀缺，既不利于教育公平也不利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对经济社会发展来说，这种结构导致高水平创新人才匮乏、岗位技能型人才培养初级化，不能满足我国更高水平创新、新时代产业结构升级和数字经济发展的需要^[2]。

美国等高等教育先行国家的经验表明，从精英化到大众化再到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的类型结构会发生重大变化。在精英高等教育时期，高等教育类型结构单一^[3]，教育功能主要是培养成为政府官员和专业人士的精英人才^[4]。进入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大幅度增加，高等职业学校是这一时期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主力军，高等教育的精英性大幅减弱；这一时期也往往形成高校在人才培养上的功能分化和分层分类^[5]，不少国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精英性质的研究型大学、一般本科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等主要高等院校类型。进入普及化以后，高等教育类型结构又会发生重大变化，研究型大学规模扩张，高等教育的精英性重新增强，类型结构重心逐步上移，这种变化趋势随着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到来更加明显。比如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数量和占比自2005年以来显著上升，从2005年的150所增加到2020年的261所，而同期社区学院的数量和占比明显下降，从1674所下降到935所^[6]。

我国是高等教育后发国家，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上充分体现了后发国家的追赶优势，用20年的时间实现了发达国家需要40、50年甚至更多时间才能达到的目标；但高等教育类型结构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现阶段需要继续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在充分考虑到具体国情的基础上提前规划引导，优化高等教育类型结构，建立普及化高等教育类型结构，以结构提质量、以结构促发展。

本研究选取美国高等教育作为参照对象进行预测和优化分析，对进入普及化以来美国高等教育类型结构的基本特征、历史变迁及发展经验进行深入分析，立足中国国情和高等教育发展实际，预测我国到2035年的高等教育类型结构变化和发展趋势，提出高等教育类型的优化方向与各类型的比例结构，为我国做好高等教育类型结构的长期布局、实现历史性跨越提供战略参考。

二、中美高等教育类型结构现状及变化比较

（一）中美高等教育类型结构现状(1)

所谓高等教育类型结构，是指承担不同教育类型和人才培养类型学校的分布情况。在实践中较多指垂直分布的高等学校层次类型及其占比，常见有三类：一类是研究型大学，本科与研究生教育并重，培养学术型、理论型人才；第二类是研究型大学之外的其他普通本科学校，以实施本科教育为主、承担少量研究生培养任务，培养应用型人才；第三类是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培养岗位型、技能型人才^[7]。按照这三个层级的垂直分类，我国当前高等教育的三大类型包括以“双一流”高校为代表的147所研究型大学、1092所其他普通本科院校和1521所高等职业院校（含职业本科）；美国高等教育的三大类型包括261所研究型大学、2240所其他本科院校和1215所两年制学院⁽²⁾。

从院校规模来看，我国研究型大学占比为5.33%，其他普通本科院校占比为40.72%，高职院校占比为53.95%；三类高校比例大致为1:7.65:10.13。美国高校分布相对更为均衡，研究型大学占比为7.02%，非研究型本科院校占比为60.28%，两年制学院占比为32.70%，三类高校的比例结构大致在1:8.59:4.66。

从学生规模来看，2021年我国研究型大学在校生⁽³⁾约460万人，其他本科院校约1958.5万人，高职院校1407.3万人，三类学校在校生比例结构大致为1:4.26:3.06。从本科及以下毕业生规模来看，我国三类高校毕业生人数比例为1:7.19:5.42，研究型大学本科毕业生数量少；特别是2019年的高职大扩招后，我国高职毕业生已超过普通本科毕业生，2022年我国普通本科毕业生471.57万人，高职毕业生494.77万人，高职毕业生比研究型大学和其他本科院校毕业生之和还多；研究型大学本科毕业生比例进一步下降。美国研究型大学2021年在校生为628.88万人，非研究型本科院校在校生732.54万人，两年制学院500.68万人，三类高校在校生比例结构为1.26:1.46:1，比例较为均衡。从本科及以下毕业生规模来看，美国研究型大学、其他本科院校、两年制学院的学位授予数分别为94.33万、116.73万、101.75万，比例结构为1:1.24:1.08，也很均衡。

总体而言，我国高等教育类型结构呈顶部陡峭、底部沉重的“金字塔型”分布，美国高等教育类型结构呈中间层级厚实的纺锤型。我国研究型大学无论是机构数量还是学生规模都远远低于另外两类高校，高职院校的机构数量和毕业生数量占比都超过1/2。美国高校以本科院校为主体，研究型大学的机构数量占比尽管也不高，但培养的学生人数相对其他高校毫不逊色，在校生数量甚至多于两年制学院，三类学校在人才培养上基本“三分天下”，非常均衡。

（二）中美高等教育类型结构变化

中国在高等教育发展上属于后发追赶型，从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迄今不到25年，但在2002年就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2019年正式进入普及化阶段。在精英高等教育阶段，我国高等教育以本科院校为主体，在校生数占比80%左右，机构数占比60%左右。扩招之后特别是大众化阶段，高职院校增长迅速，到2007年研究型大学、其他普通本科学校和高职院校三类高校数量之比为1:5.92:10.92，高职院校数量远远超过本科高校，高等教育类型结构的精英性减弱。之后随着政策调整，高职院校机构增长速度放缓，进入相对平稳期，基本维持在52%～53%。截至2022年，三类高校机构数量之比为1:7.65:10.13。就研究型大学而言，从1999年的99所发展到2022年的147所，尽管规模上有所增加，但在全国高校中的数量占比有所下降，从1999年的9.24%减少到2022年的5.33%。从在校生的发展变化来看，高职院校在校生人数占比总体呈上升趋势，从2003年的262.71万人增长到2021年的1407.30万人，增长了5.36倍，其中2003—2007年和2019年以来是两个快速增长期。同一时期，本科院校在校生人数从751.01万人增长到2084.94万人，虽然也增长了2.78倍，但增长速度明显低于高职院校。对于研究型大学来说，2003年在校本科生占当时全国高校的32%^[8]，但到2021年，在校本科生占比减少到7.57%⁽⁴⁾。这些数据表明：在大众化迈向普及化进程中，我国高等教育呈现精英性不断减弱、类型结构重心逐渐下移的特征。

相对中国，美国高等教育经历了较长的精英化—大众化—普及化的过程，分别于20世纪40年代和70年代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精英化末期，美国各类高校共计1800余所，以四年制高校为主体，机构占比超过70%，在校生占比近90%^[9]。进入大众化后，非精英类机构尤其是两年制学院快速扩张，在校生人数占比从9.37%提升到31.47%，机构数占比从29.16%提升到34.86%，尤其在大众化中后期增速明显，高等教育类型结构的精英性明显减弱。1975年美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在实现普及化之初，两年制学院依旧保持快速增长并在1980年达到高点，机构数占比39.34%，在校生占比43.20%。之后美国高等教育类型结构延续这一分布，大体趋向稳定。进入21世纪，美国高等教育类型结构又开始出现新的变化。2020年两年制学院机构占比从2000年的41.42%降到29.64%，在校生占比从38.85%降到27.86%；而研究型大学占比从2000年的3.85%增至2020年的8.28%，在校生占比从20%增加到30.97%，高等教育类型结构的精英性逐渐增强。由此可见，美国高等教育类型结构的精英性经历了由强到弱再逐渐加强的过程，在校生规模基本上呈现“三分天下”的分布，形成了相对均衡、较为成熟的高等教育类型结构。

三、面向2035的我国高等教育类型结构预测

（一）数据来源

高等教育类型结构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和高等教育发展密切相关，本研究选择人均GDP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作为主要变量来进行预测。前者作为经济指标，反映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及其人才需求结构等都高度关联，能够集中体现决定高等教育类型结构的外部社会经济因素；后者作为衡量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程度和划分其历史发展阶段的重要指标，直接反映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及同时期适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是包含高等教育发展规模、普及程度、发展阶段等诸多信息的变量。选取这两个最有代表性的经济指标和教育指标，符合预测模型性能最优化与建模最简化原则。表1列示了美国1970—2020年人均GDP、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三类高校在校生规模占比的各项数据。1983年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7.58%，与我国2021年作为预测基准年的水平最为接近。因此，本研究选取1983—2020年美国教育和经济发展的历史数据，以2021年的中国数据作为基准数据，对我国2035高等教育类型结构比例进行预测。美国相关数据主要来自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历年《教育统计摘要》和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国相关数据来自《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和《中国统计年鉴》。

（二）预测模型设定

1. 模型的选取

在国际比较的视野下，多采取描述法、趋势法或回归法对高等教育系统的结构变动进行预测。描述法主要是一种静态的比较，往往对标特定国家的实然状况，并结合一定的发展预期来进行预测。如对标不同收入阶段的国家，对我国适宜的高等教育层次结构进行预测^[10]。趋势法主要是利用变量的历史信息，来对未来发展进行推断，比如移动平均法（Moving average）。赵冉等利用趋势分析、ARIMA、Holter-Winter非季节模型等多种方法的组合模型对我国普通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财政投资配置比例进行过预测^[11]。回归法主要通过估计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再代入其系数预测因变量的发展变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理论的假设及预测因素的选择。如岳昌君等基于国别面板数据，利用人均GDP和产业结构因素对我国2035年的高等教育规模、结构与教育经费进行预测^[12]。在实际应用中，三种方法并不互相排斥，往往有机结合和相互补充。

表1 美国三类高校在校生规模占比、毛入学率和人均GDP情况（1970—2020)

注：限于篇幅原因表格只列示以5年为间隔的情况

美国高等教育普及化以来的时间序列数据，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其高等教育类型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之间存在明显的共变关系，可以结合趋势法和回归法进行预测。同时，这种共变关系尽管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及稳定性，但往往是非线性的；为了反映这种特性，作者在计量回归模型中加入人均GDP、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两者的平方项作为处理方法。

综上，指标的选取综合考虑经济和教育因素，在一般自回归（Autoregressive model）模型的基础上，纳入人均GDP、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等关键外部变量，并根据前文分析美国高等教育类型结构变动的“U型”规律引入其二次项，构建出以下形式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 Model，简称ADL模型）来预测^[13]:

上式中，Stype表示高等教育类型结构即某一类型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的全国占比，下标t代表年份，上标代表幂数，α为截距项，β_1-5为待估系数，ε为干扰项。gdp是以美国1983年为基期计算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edu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美国是当今世界的科技中心和高等教育中心，中国高等教育的结构布局调整可以学习美国经验以实现“超越”，但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也具有自身特殊性，不能完全套用美国情况来进行预测及规划。ADL模型在把握变量历史信息的基础之上，也有控制高等教育普及化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好兼顾了高等教育系统的内部和外部、中美之间的特性与共性，理论上具有适切性。需要注意的是，自回归分布滞后计量模型的短期预测结果，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但也需要关注人口和教育政策变化的影响，适时进行调整。

2. 模型系数的估计

表2列示的是，以高等教育类型结构（研究型和职业型）为因变量的估计结果。根据自相关检验发现，两组变量的时间序列均呈现平稳性，故可以认为因变量均为渐进独立的平稳过程，进行OLS估计仍具有一致性。列（1）和列（3）为基于式（1）的估计结果，列（2）和列（4）为根据预测模型性能最优化与建模最简化原则，基于逐步回归分析剔除不显著预测变量后，使用简约模型估计的结果。

表2 人均GDP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对高等教育类型结构的影响

注：1.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的t值；2.***p<0.01,**p<0.05,*p<0.1。

回归结果显示，一阶滞后项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系数在0.56～0.62之间，显示出高等教育类型结构变动的较强惯性，过去一年的类型结构约有60%将承续到下一年。列（2）显示，过去一年研究型大学的学生数占比变动1个单位，当年研究型大学的学生数占比相应变动0.584个单位，列（4）中对职业型职院校的这一估计呈现一致结果。对研究型大学而言，人均GDP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其二次项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人均GDP与研究型大学的学生数占比之间呈现显著的正U型关联，即研究型大学在校生人数占比会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先下降后上升。而两年制学院趋势与此相反，呈现出与研究型大学截然相反的倒U型关联。可决系数均至少大于0.949，表明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效果。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表2中和仅以一次项形式引入时，均未呈现显著，而人均GDP始终高度显著，说明在普及化阶段，控制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自身惯性的条件下，美国高等教育的类型结构与毛入学率之间不再显著相关，单独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对类型结构变动的解释力不足。列（2）和列（4）将其剔除后的结果，与原先的估计结果高度一致。为保持理论预期的一致性，基准结果将采用包含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及其二次项的完整模型进行预测。

（三）预测结果

1. 对中国研究型大学结构的预测

综合考虑可获数据等因素，本研究以2021年为基准年。2021年我国人均GDP达12551美元，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7.8%。借鉴已有研究按照与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相当的水平进行测算，203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预计达到85%^[14]。随着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下降，未来我国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仍会下降，岳昌君等推测2021—2035年间我国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为5.0%^[15]。郭睿等研究认为2022—2025年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为5.63%,2026—2030年均增长率为5.10%,2031—2035年均增长率为4.59%^[16]。综合学者们的观点，本研究假定我国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保持5个百分点的增速增长，到2035年将达到24850美元。

研究采用人均GDP及其二次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及其二次项和因变量的一阶滞后项来对中国2022—2035年研究型大学在校生规模结构进行预测，系数测算结果为α=10.069,β₁=0.563,β₂=0.450,β₃=0.0063,β₄=0.165,β₅=-0.001。得到预测模型如下：

测算结果显示，2022—2035年间，我国研究型大学在校生规模占比先上升后下降。在2027年达到最高值，约为24.53%，在基准年的基础上平均每年增加2.09个百分点；此后逐年下降，平均每年减少0.33个百分点，到2035年，这一结构比例基本维持在21.88%。运用ADL“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对2022—2035年研究型大学在校生规模比例预测结果如表3所示。

2. 对中国职业型（高职和职业本科）院校结构的预测

同理，运用ADL“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对2022—2035年中国职业型院校在校生规模比例进行预测，系数测算结果为α=9.469,β₁=0.617,β₂=0.259,β₃=-0.0042,β₄=0.046,β₅=-0.0004。得到预测模型如下：

测算结果显示，2022—2035年间，我国职业型院校在校生规模占比总体基本保持稳定。但要保持稳态，在调整前期需要控制高职院校发展，使其比例略有下降，到2035年，将基本控制在38%左右（见表3）。

表3 2022—2035年我国三类高校在校生规模比例预测结果

（四）分析与讨论

第一，优化模型呈现的发展趋势与惯性趋势明显不同。按照惯性趋势，研究型大学在校生数在未来一段时间将继续下降，高职院校在校生将保持上升。到2035年，研究型大学在校本科生占比将会下降至6.25%，职业型院校在校生占比将会增加到45.05%。⁽⁵⁾这种简单存量决定增量的机械惯性扩张与市场的自发效应不同，无法根据社会实际需求进行动态调整，甚至会造成高等教育供给与知识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脱节，需要政府及时调整。因为我国以政府调节为主的计划招生模式与美国以市场调节为主的高校自主招生模式不同，政府发挥着主导作用，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专业、层次、规模都由政府规定，高等教育类型结构调整也更多的是依靠政府力量而不是市场的自发调节。所以，要打破惯性趋势、实现优化，需要政府主动调整。按照优化模型，如果及时开始调整，到2035年高等教育类型结构会发生显著变化。研究型大学在校生占比会大幅度提升，从数据基准年的12.02%提升到2035年的21.88%，职业型院校在校生占比基本稳定并略有下降。这种优化结构符合我国当前社会发展需要，能有效解决我国高等教育优质资源不足、人才结构重心偏低、创新人才培养和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

第二，优化结果存在明显的政策分期。优化模型结果显示，调整呈现出两个明显不同阶段（见图5），以调整的第6年为分野（以下分别称之为政策调整I期和政策调整II期）。在政策调整Ⅰ期，研究型大学在校生占比快速上升，在第6年达到24.53%的最高点，非研究型本科和高职院校在校生在该阶段的增速则会放缓，同期占比出现下降；第7年后进入政策调整II期，研究型大学在校生占比缓慢下降并企稳在2035的21.88%，非研究型本科和高职院校在校生在这一时期的占比稳定略有回升。这种发展趋势与我国当前国情较为吻合。政策调整I期正处于我国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关键时期，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国经济必须在这一阶段实现从追赶型向创新型的转变，尤其要攻坚克难，集中力量解决卡脖子难题。此时经济增长的动能从要素积累转变为创新驱动。研究型大学是国家的关键创新力量，快速发展研究型大学并增加在校生人数符合这一阶段的国家需求。进入政策调整Ⅱ期，创新强度达到一定阈值，创新人才培养达到一个稳定高度，创新驱动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开始显现。在经济动能实现转化后，创造了更多新兴产业和经济增长点，创新的倍增效应释放，这时产业转型升级对技能型、应用型人才需求增加，研究型大学在校生规模增速开始变缓，一般本科和高职院校在校生规模增速开始回升，占比逐渐增加。

第三，优化模型结果符合我国现实情况，能实现普通本科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模型数据显示，我国研究型大学在校生比例到2035年特别是在调整I期会有一个较大增幅，这种增幅主要伴随本科高校在校生占比的下降，高职学校（含职业本科）的在校生占比则保持相对稳定。这说明研究型大学在校生数量和占比的增加主要来自研究型大学的扩招和部分本科高校的提升，是普通本科教育的结构优化，高等职业教育尽管占比略有下降，但不会受到太大冲击。这一结果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从经济发展来看，尽管这一阶段我国经济总量会有较大增长，但2035年我国人均GDP水平相较美国2020年的人均GDP水平和产业结构现代化水平仍有较大差异，第二产业就业比例明显高于美国。这种差异表明高等职业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岗位技能型人才及其培养在未来一段时间仍会占有较高比例。因此，在优化普通本科教育结构的同时，应当提升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近年来国家已经开始建设职业本科，并计划到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未来这一优化进程也应加快，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以适应产业发展需要。

第四，近几年是关键的政策效应期，应加快发展研究型大学尤其要快速增加研究型大学本科生数量。当前，我国研究型大学的数量和校均培养规模还太小，在高等教育类型结构中的占比过低，不利于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与此同时，研究型大学在校生尤其是本科生占比偏少，是未来类型结构调整的关键之一。自1999年研究生扩招到2010年，我国研究生教育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期，研究生规模以每年26.9%的速度递增^[17]，到2021年全国共有在学研究生333.2万人，比2012年增加了近一倍，其中研究型大学在学研究生195.4万人，占全国在学研究生总数的58.7%^[18]。对比中美研究型大学，2020年美国研究型大学学位授予数约143万人，其中获得学士学位人数占获得学位总人数（包括硕博）的65.68%，获得硕博学位人数占比为34.32%；中国同年研究型大学毕业生约为98万人，其中本科毕业生占比为60.09%，研究生毕业生占比为39.91%。尽管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远高于美国，是美国的2.1倍，但研究型大学毕业生的绝对数量只有美国研究型大学的2/3强，其中本科毕业生数量更是偏低，本研比已明显低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本研比。研究型大学是培养高端创新人才的关键平台，本科阶段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高等教育第一阶段，也是最重要的基础阶段。因此，在调整期要注意发展研究型大学，尤其应注重加大研究型大学本科生人才培养规模，建设本硕博各层次比例合理的高等教育体系。

图1 我国不同高等教育类型规模变化的理论示意图

五、我国高等教育类型结构优化建议

伴随普及化纵深推进，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和内在逻辑与大众化阶段相比发生了很多变化，而高等教育类型结构与人才供给的规格类型紧密相关，只有形成协调均衡的高等教育类型结构，才能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世界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有力支撑。

（一）优化高等教育类型结构需要尽快扭转高等教育增长模式

要通过尽快扭转高等教育增长模式，优化调整，建立普及化高等教育类型结构。一方面，要调整发展思路，打破存量决定增量的现行增长模式，由“存量定增量”的规模扩张向“增量带存量”的质量提升发展模式转变。高等教育类型结构调整优化应以服务需求为导向，既要考虑高校办学条件，更要考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特别是经济社会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提升高等教育类型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匹配度。另一方面，要深化高教改革，把握和处理好中央顶层设计、地方主动作为、高校自主办学的关系，赋权高校自主设置和动态调整学科专业布点，重点关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经济社会急需学科的发展，探索增量的结构性变革。

（二）调整结构应着重扩大“双一流”高校数量和校均培养规模，尤其是本科生培养规模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结合点，是创新和人才培养的主要基地。因此，结构调整的重点在于扩大研究型大学的数量和在校生的校均规模，实现高等教育的“提质扩容”。第一，从国家对于高等教育地域均衡发展的目标出发，结合人口结构和地区差异，扩大“双一流”建设高校数量，调动地方建设高水平大学的积极性，鼓励和支持地方优质本科院校的建设，创办新型研究型大学，多种渠道发展和壮大研究型大学队伍。第二，发挥现有“双一流”建设高校规模效应，有序扩大“双一流”高校在校生特别是本科生的校均规模，提高其人才培养在整个高等教育类型结构中的比重。

（三）提升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提供高职院校学生更多向上流动机会

受到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现代化水平的影响，高职教育在未来一段时间仍将保持相对稳定和较大体量。因此，一方面要注重提升高等职业教育的质量，满足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时代向职业技能人才提出的新的素养要求。在培养学生岗位技能的同时，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知识迁移能力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快发展职业本科教育，进一步完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打通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成长“立交桥”；加强高等教育类型结构的弹性，促进结构重心上移，使高层级机构有更大的容纳性和灵活性，增加低层级机构学生更多向上流动的可能性。

（四）近五年是调整关键期，应加大近期调整力度

高校扩招以来，在高考考生规模不断扩大情况下，我国“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比例客观上在逐年下降，“上好大学”越来越难；未来8年，我国高考考生规模将继续扩大并达到高峰。如果不能及时调整高等教育类型结构，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高等教育的金字塔型结构将会进一步陡峭，不仅不能满足国家创新需要，也会加大高考升学压力，距离人民群众“上好大学”的热切期盼更远。因此，应抓住未来5年的调整关键期，加大力度，及时调整，争取在“十五五”末达到拐点，建立起适应人民群众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普及化高等教育类型结构。到2035年，实现三类高校在校生规模分布在合理均衡范围之内，即研究型大学在校生占比22%、非研究型本科院校在校生占比40%、高职院校在校生占比38%。

参考文献

·[1]李立国.以人才培养结构优化助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J].高等教育研究，2023,44(03):8-15.

·[2][6]胡娟，陈嘉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高等教育类型结构的特征及变革趋势[J].高等教育研究，2022,43(11):33-43.

·[3]马丁·特罗，徐丹，连进军.从精英到大众再到普及高等教育的反思:二战后现代社会高等教育的形态与阶段[J].大学教育科学，2009(03):5-24.

·[4]余秀兰.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中的民众教育心态[J].高等教育研究，2021,42(11):39-48.

·[5]许美德，等.21世纪中国大学肖像:向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转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22.

·[7]纪宝成.中国高等教育结构的战略性转变[J].中国高教研究，2005(12):3-6.

·[8]李元元.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保持研究型大学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的协调发展[J].中国高教研究，2006(03):4-6.

·[9]胡娟，陈嘉雨.怎样理解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中的“县中困境”——基于高等教育类型结构变迁的探讨[J].教育发展研究，2023(2):1-10.

·[10]李立国，赵阔，杜帆.经济增长视角下的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变化[J].教育研究，2022,43(02):138-149.

·[11]赵冉，胡咏梅.“十三五”期间我国不同类型高校教育财政投资配置结构比例预测——基于普通本科与高职院校数据的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7(09):24-29.

·[12][15]岳昌君，邱文琪.面向2035的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结构与教育经费预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39(06):1-16.

·[13]陈强.高级计量经济学及Stata应用（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365

·[14]王传毅，辜刘建，俞寅威.“三孩”政策对教育规模的影响:面向2035的预测[J].教育研究，2022,43(11):124-135.

·[16]郭睿，刘泽云.2025—2035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与经费需求预测[J].教育经济评论，2023,8(01):23-42.

·[17]吕彬，方祯云.论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中的数量与质量问题[J].教育探索，2008(02):8-9.

·[18]教育部：2021年全国共有在学研究生333.2万人[EB/OL]. http://gfffg486d2778e1d445a9h5nkfouncbw9660pq.fgfy.cw.haue.edu.cn/fbh/live/2022/54875/mtbd/202209/t20220927_665392.html?ivk_sa=1023197a.

注释

·(1)本部分中国数据主要来自《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教育部网站和各高校网站；美国数据主要来自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教育统计摘要》、美国中学后教育综合数据系统（IPED)和数据美国（Data USA)。

·(2)中国高校分类中研究型大学在2017年之前以“985”高校、“211”高校为代表、当前主要是“双一流”建设高校，非研究型本科院校以其他本科院校为主，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主要是高职院校；美国高校按照NCES分类法，在2005年以前将高校机构分为大学、普通四年制机构和两年制机构三类，2007年以后分为超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博士级/专业型大学、硕士级机构、学士级机构、四年制专业性机构和两年制学院，本研究根据学校的性质，将超高水平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划为研究型大学类，两年制学院为高等职业教育类，其他为普通本科类。具体分类方法和理由参见胡娟、陈嘉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高等教育类型结构的特征及变革趋势，《高等教育研究》，2022,43(11）。

·(3)本文统计在校生包括研究生和本科及以下学生。

·(4)根据各“双一流”建设高校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数据进行提取整理，统计结果可能略有误差。

·(5)根据过去19年我国研究型大学平均变动-1.36个百分点，高职院校平均变动0.8个百分点计算得出。